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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看见他还盯着绒球，“喜欢吗，拿去吧，”递过去，他接住了，

    “还疼吗，”他皱着眉头问我，

    我微笑着摇摇头。

    余下时间，两个人再没有交流。

    “我本来今天准备在这里挂只绒球的，橙色的，很漂亮，”点了点前视镜，

    “然后呢，”飞杨懒懒地窝在驾驶座上。现在我们两被整个巡警大队当菩萨供着了，出勤时，明明听着有警务，总台指示也是让别组去执行。

    “我给小庭了，”

    “嗤，给他好，我讨厌橙色，”飞杨嫌恶地撇撇嘴。我横他一眼，“你什么时候讨厌上橙色了，找歪，”

    “你知道什么，橙色让我想起荷兰，”他压低了帽子，闭上眼睛，“这个小国家由于长达400年的海上霸权，其实经济实力并不差，于是积累了自由懒散的民族特性和对工业革命的后知后觉，荷兰人失去了犀利与斗志，偏安于20世纪初战火分飞的欧洲一隅，在列强中间做骑墙姿态。当希特勒再一次上演不宣而战的好戏，当纳粹空降部队天女般出现在鹿特丹上空，荷兰的男人们还没来得及从情人的被窝中挣扎出来，”

    呵呵，这小子郁闷着这呐，我凑到他帽子底下，“飞杨，你渴望战斗了？开枪开过瘾了？”

    他懒懒地眯开眼，讥诮地开口，“我没想象个傻子去送命好不好，就是这样太无聊，”

    我坐直身子，拍了下他的大腿，“那咱就去找不无聊的事情做呗，”

    飞杨皱着眉头动了动脑袋，依然闭着眼。我知道他同意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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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飞杨和我在警官大学混了四年